范蠡介绍
于是，范蠡和文种辅佐勾践，以兴吴作为奋斗目标，实施一系列措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内亲群臣，下义百姓”，“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迎来者，送往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尊贤厚土，广揽人才，使“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在经济上，奖励生产，“不乱民功，一不逆天时”，使“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同时，奖励生育，“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受罚，以生育子女多少给奖，来繁殖人口。在军事上，扩充军队，制造武器，修建城廓，加强训练，造就了一支士气高昂(“赴矢石如渴得饮”)、纪律严明(“旅进旅退”)的军队。在外交上，“结齐，亲楚，附晋”，从而争取盟国，孤立吴国，加深齐、楚、晋与吴的矛盾；同时，不断向吴王进献珍玩美女，以助长吴王的骄奢淫逸，消除其对越国的防范心理，诱使其北进争霸中原。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与大夫伍员听说越国“遣使结齐晋而亲于楚”，伍员认为“勾践不死，必为吴患”，于是策划起兵伐越。勾践原想出兵迎敌，而范蠡、文种以为，当时的实力对比仍然是吴强越弱，不利于越，不可力敌，建议遣使求和，“以广移吴王之心”，“不以越为可畏”，而与中原诸侯争霸。这样，“吴将自疲其民”，越国就可以乘其敝而取之。吴王夫差认为越国不堪一击，对吴恭顺，自己又“将有大志于齐”，准备应和，伍员识破了越国的图谋，劝夫差先灭越然后北进。他说，越国的目的是“使吾甲兵钝敝，人民离落，而日以憔悴，然后安受吾烬”，不可让越国“玩吾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差认为伍员对越国估计太高，坚持与越约和。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决定倾举国之兵北伐齐鲁，开凿邢沟到江淮的运河开通北上粮道。越王勾践派文种带领一万人工、百船粮食帮助吴开河，以坚定夫差北进攻打齐鲁的决心。伍员见时势紧迫，又一次进谏，说“吴越势不两立”，越对吴是“心腹之患”，齐鲁于吴是“疥癣之疾”，“今王不以越国是图，而图齐鲁，是忘内忧而医疥癣之疾也”。伯起来反驳：“越已服而欲伐之，方许其成又欲袭之，将何以示诸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以齐鲁未服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移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两国服，则君王之令行于上国矣，又何惧于越？”夫差于是决意出兵伐齐。出兵之前，勾践又率领越国臣民送行，对吴国君臣都有馈赂，吴人皆喜。看到这种情景，伍员忧心忡忡，再次建议暂停北进攻齐。
夫差不但不听，反而派他到齐国约战。公元前484年，夫差率领倾国之师北伐，在艾陵之战中大败齐军。又在黄池之会上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其势汹汹，不可一世。然而，得之于北，失之于南，给越国造成了可乘之机。这一回合的谋略战，又以越胜吴败而告终。
(3)从公元前482年到公元前473年，是越对吴的战略反攻阶段。斗争的焦点是如何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争取战役上的优势和主动。范蠡的策略是乘虚捣隙(“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战和并行，出奇制胜。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领吴国精锐部队参加黄池之会，太子友和老弱兵卒守卫姑苏。吴军出发后不久，越王勾践就急于出兵攻吴。范蠡建议暂缓出兵，因为吴王“兵始出境不远，闻越掩其空虚，兵还不难也”，时机还没有成熟。数月以后，吴军到达远离吴国的黄池。范蠡认为时机已到，建议抓住战机，对吴发动突然袭击。越军兵分两路：
一路由海道进入淮河，切断吴军回师增援的道路；一路由勾践亲率越军主力，直取吴都姑苏。两军接战，越军先锋部队先败以示弱，后又佯退来诱敌，使吴军贸然出击，被越军主力包围歼灭。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攻陷姑苏，消灭守城吴军，俘获吴太子友和两员将领。等夫差闻讯返回吴国，已成局势，无可挽回，不得已而求和图存。范蠡认为当时吴军主力仍完好无损，不能很快消灭，建议越王许和，班师回越。此后，吴越两国都利用暂时的和平，积极准备战略决战。
公元前478年，吴国遭受历史上未有的干旱，仓库空虚，“市无赤米”，民怨沸腾。勾践决定乘机攻吴，于是任命范蠡为上将军，亲率五万越军攻入吴境。吴王夫差则亲率吴军六万，迎战于笠泽(今江苏吴江县境内)。两军夹江对峙。越军分兵三路，乘夜发动进攻。先由左右两翼鸣鼓佯攻，诱使吴军分兵抵御。然后，乘吴军调整部署之机，中军主力部队隐蔽渡江，对吴中军发动突然袭击。吴军大败。越军乘胜追击，直逼姑苏。吴军仗姑苏城防守坚固，闭城固守。范蠡建议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保存实力，消耗吴军，“因吴之民而治之，因吴之粮而食之”，坚持长达两年的时间，越军日强，吴军日削，越国占领了吴国的所有土地，吴国只剩下万余亲兵固守孤城姑苏。
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又准备攻城。范蠡劝止，说：“凡兵之胜，敌之失也。今不能再分敌之兵，犹可疑敌之心也。”建议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发兵攻楚，使吴军放松戒备，然后出其不意，对吴军发起总攻。面对越军的突然进攻，吴王夫差惊慌失措，乘夜突围，据守姑苏山，派王孙雒到越军求和。
越王勾践在此关键时刻却一反常态，优柔寡断，意欲与吴约和。范蠡对勾践说：“孰使人早朝而宴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劝勾践彻底消灭吴国，不要许和。勾践又说：“难对其使者”，让范蠡去处理这件事。范蠡于是提鼓援炮发号施令，赶走吴王使者王孙雒，指挥三千越军攻上姑苏山，俘获吴王夫差。夫差在绝望中自杀身亡。持续二十多年的吴越战争，以越胜吴败而宣告结束。
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越胜吴败的关键，在于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优劣。吴越两国幕僚范蠡和伍员的谋略水平不相上下，区别就是用与不用。勾践和夫差虽然都不是雄才大略之辈，对幕僚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身处逆境的勾践能够采纳范蠡和文种的谋略，因胜而骄的夫差却一再拒绝伍员的劝谏，因而导致一胜一负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长谋国，而且善长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才能够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措施，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规律性：“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之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幕僚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谋略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尤其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会程度不同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幕僚的意见。幕僚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何种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准则。为幕僚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采纳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幕僚的帮助，甚至认为幕僚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进行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不知范蠡乘舟后，更有功臣继横无？”(唐代诗人胡曾《泳史诗》)范蠡的结局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