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简介,姜子牙生平介绍
(2)用“文伐”以成就“武事”。
姜尚谋略思想的另一显着特点，是用辩证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善于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与外交斗争结合起来。西周对殷商的战争，基本形势是“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如何转弱为强、分化敌人、瓦解敌人(“攻强，离亲，散众”)，从而最终达到以少胜多，是西周战略决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姜尚认为，实力的强弱是相对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而“商工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见《六韬·文韬·兵道》)，因此可以因势利导，运用正确的谋略，“攻强以强”(“养之使强，益之使能，太强必折，太张必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促使实力的消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姜尚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之中，协助文、武二王成功地实行了以下两方面的策略。
第一是韬晦之计(瞒天过海)：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积蓄实力，等待时机。西周的兴起，曾经引起殷商王朝的警惕，结果导致季历被杀害、姬昌被囚禁，商王加强了对西周的控制。接受这个教训，姜尚建议文王伪装成恭顺商纣而无所作为的样子，在“事殷”的掩盖下偷偷进行兴周灭商的准备。他说：“骛鸟将击，卑飞敛翼。
猛兽将搏，两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见《六韬·文韬·发启》文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见《史记·殷本纪》)，率领西部诸侯朝觐纣王，又“为玉门，筑灵活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见《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制造一种沉沦于酒色的假象。商纣果然被西周的表面姿态所蒙蔽，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因而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把文王姬昌放回西周，还“赐弓矢斧钺，得征伐，为西伯”(见《史记·殷本纪》)，把主力军队由西线调往东线。这样，就使西周赢得了时间，并且利用对西线诸侯“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壮大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结果，“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见《史记·殷本纪》)。
第二是用离间计。利用商纣王朝的弱点和矛盾，分化瓦解商纣统治阶层，削弱敌人的实力。商纣王并非庸才，但是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骄奢淫逸，对百姓暴虐残忍，对诸侯巧取豪夺。针对这种情况，姜尚建议文、武二王对商纣实行“文伐”，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提出“文伐”的十二种具体措施。其要点是：迷惑、腐蚀、利诱敌国君主，“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尊之以名”，“塞之以道”、“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助长他的腐败和暴虐行为，诱使他作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决策；离间敌国君臣和诸侯彼此之间的关系，“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国近臣，赂以重宝，因与之谋”，使其“身内情外”或“一人两心”，“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使其“才臣外相，敌国内侵”，扩大和加剧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打进敌统治集团内部，窃取其核心机密情报；“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得，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破坏敌国生产，削弱敌国经济实力。姜尚说，运用这些策略，就可以收到军事斗争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加速军事斗争的胜利，“十二皆备，乃成武事”。(以上引文均见《六韬·武韬·文伐》)这些策略先后付诸实践，果然收到了显着的效果，助长了商王纣的腐败，扩大了商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使殷商属国的进一步产生离心倾向。商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受到削弱，使商纣陷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强周弱的形势，为兴周灭商的战略决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是靠权谋夺取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姜尚初步认识到，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双方战争指挥员的智力较量。因此，他把谋略斗争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见《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战争的胜负，全在于能否运用谋略造成神秘莫测的态势(“其成与败，皆由神势”)。无论治国、用兵、选将，他都把智谋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他认为，“主明”的三个条件是“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智与众同，非国师也”；“将不智，则三军大疑”，主张“无智权谋”者“勿使为将”。指导战争，军事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必胜的把握，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做到神秘和隐蔽，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善于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军事谋略最重要的是使敌人难以识破(“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姜尚主张，用“示形”的策略造成敌人的错觉与意外，“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见《六韬·兵韬·兵道》)。然后，乘隙而入，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他说：“善战者，见得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豫。”
(见《六韬·龙韬·军势》)“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见《六韬·文韬·兵道》姜尚亲自参与指挥的三次军事行动集中表现了这些谋略思想。
(1)翦商羽翼。殷商后期，对其统治威胁最大的敌人，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周族。
东夷时顺时叛，步步进逼殷商统治中心，是其现实威胁。西周实力弱小，但力图壮大，是其潜在威胁，而对这种两面夹攻的局势，殷商原来设想避免同时和两国作战，采取各个击破，即首先击破一方的战略，集中力量平定东夷，对西周实行遏制政策；又为西周恭顺的假象所迷惑，长期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西周采用姜尚的谋略，利用商纣赋予的“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发动对商纣西方属国的军事进攻，首先征服西北的犬戎、密须和阮、共(今陕西西部和甘肃径河流域)，消除了后顾之忧。紧接着，东渡黄河，征服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邢(今河南沁阳西北)，消灭商纣的心腹属国崇(今河南嵩县)，为进军商都朝歌扫清了障碍。
(2)观兵孟津。这是姜尚以“师尚父”身份协助周武王组织的一次军事演习，目的是测验诸侯对伐纣战争的态度，检查军队的作战准备。姜尚“左杖黄钺，右把白鹿”，代表武王发号施令，宣布军事纪律。参加孟津之会的八百诸侯同仇敌忾，表示愿意参加讨纣战争，接受武王指挥。这次演习，不仅显示西周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优势地位，而且使未经统一训练的诸侯联军进行了一次协调性行动的演练，为后来的战略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牧野决战。孟津观兵以后，西周时刻注视商纣王朝动向，寻找决战时机。两年以后，商纣王朝在政治上陷入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困境，“杀比干，囚箕子”，“贤者出走”，“百姓不敢怨诽”；在军事上则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军队的主力陷于东线自顾不暇，西方军事力量薄弱，首都朝歌空虚。姜尚建议武王抓住战机，长驱直入，对商纣发动战略决战。纣王仓皇应战，一触即溃，十七万军队土崩瓦解。纣王自焚而死，延续六百年的殷商王朝宣告结束。
(4)重人事而不拘于天命，这是姜尚谋略思想另一个鲜明特色。有一次，武王与姜尚讨论用兵的原则。武王列举天道、地利、人事，问姜尚哪个是最重要的(“凡用兵之极，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姜尚认为，人事是最重要的。“天道难见，地利、人事易得”，“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则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则不可以战矣”。“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地，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谊而事吉，不祷视而福从”。所以，对于“天道”、“卜算”，“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以上引文见《六韬》佚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信奉天道鬼神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思潮，姜尚能够坚持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贯彻于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的实践活动中，是难能可贵的。
牧野之战的战略决策和组织指挥，就生动地反映了姜尚重人事而不拘于天道的思想。据《周书》记载，周王朝决策程序是：“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篇”，最后由占卜的吉凶来决定。牧野之战的决策也是这样。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西周完成了对商纣战略决战的各项战前准备，在政治上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在军事上形成了对商都朝歌的钳形包围，商王朝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于是西周决定发动对商纣的战略决战。不料，出师之前占卜“不吉”，又逢“风雨暴至”，辎重车浸泡在雨水里，旗帜断为三折，“群众尽惧”。周公旦、散宜生等人认为“天不佑周”，“不可举事”。周武王也犹豫不决，问姜尚：“意者纣未可代乎？”在此紧要关头，“唯太公强之”。他力排众议，劝武王抓住难得的战机，坚持出兵伐纣。他说：“圣人生天地之间，承衰乱而起。龟者枯骨，管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今纣杀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见《太平御览》卷328)武王采纳了姜尚的劝谏，冒雨挥军东进，三百辆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加上诸侯联军，浩浩荡荡，开始向商都朝歌进军。牧野一战而胜，终于实现了兴周灭商大业。
正如题为《大明》的诗描述的那样：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癝彭彭，惟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牧野平原辽阔宽广，檀木战车坚利辉煌，高大的战马威武雄壮。善于计谋的军师姜尚，谋略指挥如鹰隼翱翔。辅佐武王兴周灭商，犹如旭日东升碧空晴朗。)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壮烈的牧野决战场面和姜尚卓越的谋略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