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子到皇帝:弱者是这样生存的

 

　 危机人生

 

　　武官李谅没想到，自己在早朝后与皇太子朱高炽的一次无心见面，竟然会影响到他仕途的安危。他被弹劾了，言官称其私见太子，居心不良。更严重的是，远在蒙古北征的朱棣皇帝也在百忙中亲自写信，警告他不可与太子走得太近。

 

　　武官李谅事件发生在太子监国时期。永乐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功立业，忙于营造国家级形象工程，太子朱高炽则奉命监国，负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朱棣给他的授权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和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接待权，第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每一项内容都是要害，关乎国柄，关乎最高权力的归属。特别是第一项人事任免权，更是朱棣难以放心的所在。他长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官场操纵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朱棣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帝国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这当然是政治的需要，所谓权谋之道，未雨绸缪。朱棣和太子朱高炽既是父子，事实上也是帝国权力的分享者，而这两个人权力游戏的制定者及裁判者当然是朱棣一人。在父子亲情中满怀狐疑地切割权力归属，朱棣毫无疑问是强者，朱高炽则是弱者。即使后者根本没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想法，朱棣也是要先来一个有罪推定的。由此，二人的权力游戏便成为一场长达20年的秘密推手。朱棣力大势沉，朱高炽不敢应招，只得且战且退。

 

　　永乐七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写信批评皇太子说：“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九天后，朱棣再次写信批评朱高炽说：“优客群臣，勿任好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这一次的口气不可谓不严厉，用了“必须奏决”四个字，明确取消了朱高炽的人事处置权。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朱棣如此动怒昵？起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本月初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这刘观深得朱棣赏识，虽然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刘观只是因为后者犯有过失，他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包括开除等决定，但朱棣显然认为太子越界了，在权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属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炽受到严重警告。此后，朱高炽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推手游戏并不因为朱高炽的一味退让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因为很多非主观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游戏的进行，比如流言和谗言。朱高炽小心翼翼监国，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谗言却颠覆和扭曲了事情的真相，从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频频朝假想敌发动攻击。朱高炽监国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决，哪怕这其中无关权力的争夺。在流言和谗言的催化下，朱棣在狐疑之后化掌为刀，猛击朱高炽子虚乌有的夺权企图。至此，另一个牺牲品开始浮出水面，他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继解缙之后，耿通作为朱棣新的假想敌，成为其不可不除的太子党又一主要人物。

 

　　永乐十年的秋天，午门。帝国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体文武大臣在此目击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次地谏阻朱棣，称“太子事无太过误，可无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后老是否决太子，这是不对的。朱棣为此龙颜大怒，发誓非将耿通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杀掉不可。朱棣给出的杀戮理由是：“(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这个极刑便是凌迟处死。史载，朱棣说完这话之后，“廷巨不敢争，竞论奸党，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状真是惨烈之极。朱高炽站在历史的现场，看在眼里，寒在心头。他的寒意细说起来有这么三层：一是朱棣杀鸡给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在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动，二是廷臣们噤若寒蝉，不敢争，在他和父亲的矛盾冲突中不敢站在自己这一边，很明显，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被寸磔而死，朱棣的诛心之治是不到极限不罢休的，他朱高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确确加强了对朱高炽的管控。在征北期间，朱棣下令六科将太子日常行政事务逐条上报，并写明其赏罚的洋细理由，以揣摩其背后动机。由此朱高炽监国，朱棣则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炽真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

 

　　永乐十二年八月，新的打击不期而至。这一年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朱高炽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同时他在上呈的奏书中也有些措辞欠妥，朱棣由此认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党必须要狠狠打击。几天之后，朱棣眼中的太子党成员，东官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被关押了。虽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检讨后被释放，官复原职──天知道这检讨该怎么做──但杨士奇明显是心向太子的，因为他把迎驾迟缓之罪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使太子顺利过关。而杨溥、黄淮等人却长时间失去了自由，在狱中一关就是10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

永乐十六年，又一场新的考验降临到朱高炽身上。这一年，朱高炽因为宽恕了一个曾经立有军功的陈姓犯人而引起朱棣的猜忌──因为这个犯人是他定罪的，太子却为了表示仁义擅自减刑，其居心何在？于是礼部侍郎胡被派往南京，奉旨秘密调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这个人善于审时度势，不敢得罪日后要当皇帝的朱高炽，他只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朱棣，才使得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

 

　　由此可见，朱高炽监国20年，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目送朱棣最后离世，并让自己成功坐上龙椅──这其中靠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东宫官属的回护，也不仅仅是胡式官员审时度势后的庇护，他靠的其实还是自己。是他的智慧，一个弱者的生存智慧。很难想象，朱高炽要是没有这样的本钱的话，他怎么会成功地屏蔽掉父亲的猜疑，化解兄弟问的算计，然后坐上龙椅、君临天下？

 

　　不错，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沉下心来细致地分析一下在朱高炽身上体现出来的弱者生存术究竟有哪些，他的那些生存术又是如何让他转弱为强，笑到最后的。

 

　　 弱者生存术

 

　　通常，胖子朱高炽会眼神迷离而略带颓废地混迹于一帮文人当中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似乎是个胸无大志的主。但他有一次与状元曾子棨弈棋时写的一首诗却不经意问泄露了其胸中沟壑。诗曰：

 

　　二国争雄各用兵，摆成队伍定骑赢。

 

　　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

 

　　求险出丰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重。一着功成见太平。

 

　　这首诗虽文采不怎么样，却在字里行间透出重重杀气。表面上写下棋，实质上却落脚于攻城略地、建国安邦的治国策。世事如棋，韬光养晦者笑到最后。

 

　　朱高炽就是那个韬光养晦者，而他的生存之道则是先示人以弱，再以弱胜强。当然真正要做到以弱胜强，还必须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在细节处呈现远见卓识——恰恰在这些方面，朱高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完美。